魏晋时代的人多任性，当然，确切地说叫“任诞”。
《世说新语》有一章节名为“任诞”。“任诞”，即任达与荒诞。任达主要指无形精神世界的见识旷达，率惰任性，意志自由而重在回归天性之自然；荒诞则由虚人实，着重指言行举止的乖戾无常，打破世俗礼法的常规。
据《世说新语》讲，张季鹰被任命为齐王司马冏的东曹掾，在洛阳，他看到秋风起了，就想念起家乡吴地的菰菜羹、鲈鱼脍，说道：“人生贵得适意尔，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？”遂命人驾车回乡。不久，齐王司马冏兵败被杀，当时的人都说他能见机。张季鹰未必当时已料到他服侍的主子会马上失败，他平时就放纵任性，不受拘束，当时人称他为“江东步兵”。有人对他说：“您只图眼前放纵适意，就不替您死后的名声着想吗？”张季鹰回答：“身后的名声，还不如我眼前的一杯酒。”人家是早已看透虚空的名与利。
阮氏家族的人都能喝酒，阮咸到族人那里聚会，从不用通常使的杯子喝酒，而是用大瓮盛酒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相对痛饮。当时来了很多猪，它们直接凑到酒瓮旁喝，大家就这样与猪一道喝酒。好有爱！
阮籍邻居家的女人长得很美，在酒铺里卖酒。阮籍和王戎经常到女人那里喝酒，阮籍喝醉后，就在女人的身边睡着了。女人的丈夫开始还怀疑阮籍，就伺机观察，结果发现阮籍始终没有其他的企图。
刘道真年轻时，常在湖里捕鱼，他喜欢啸咏，听到的人无不流连忘返。有一个老妇人，看他不是普通人，又非常喜欢听他啸咏，就杀了头小猪送给他吃，刘道真把小猪吃光了，也没有道谢。老妇人看他没吃饱，就又杀了一头小猪送给他吃，这次刘道真吃了一半，把剩下的一半还给了老妇人。后来刘道真做了吏部郎，老妇人的儿子是一个小令史，刘道真越级提拔了他。此人不知何故，就问他母亲，母亲告诉了他，于是他带着牛肉和酒去拜见刘道真，刘道真说：“走吧！走吧！不用再来答谢我了。”
王澄出任荆州刺史，王澄的哥哥王衍太尉与当时的名流去送行的挤满了道路。当时庭院中有一棵大树，上面有喜鹊巢，王澄竟当众脱下上衣和头巾，径直爬上树去掏小鹊，怎奈贴身内衣钩住了树枝，他就再把内衣脱掉。他抓到小鹊后又下树拿着小鹊玩耍，神色自如，旁若无人。荆州刺史已经是不小的官了，一方大员，哪里能看到当了那么大的官的还如此淘气的？用现在的流行语说，他就是一个“奇葩”。
在封建礼法时代，能够做到这样，是极不容易的。为何会这样呢？我最开始读《世说新语》也不懂，后来，看多了，慢慢理解了。下面写一写我的理解，以期抛砖引玉。
一、自我意识开始觉醒
鲁迅先生曾说，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。
不光是文学，人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。
桓温是东晋的强权人物，他有一句名言:“大大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。
《世说新语·品藻第九》说：桓公少与殷侯齐名，常有竞心。桓问殷：“卿何如我？”殷云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
殷浩的意思是虽然你很牛，但是我还是要做我自己。
有“咏絮之才”的谢道韫，由叔父谢安做主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。王凝之是王羲之儿子中最不成器的一个，人很愚钝，在九江做太守时，不派兵去抵抗进犯的军队，而向鬼神祷告，祈祷鬼神派天兵天将把对方打败。嫁给这样一个窝囊废，谢道韫也是很无奈，她回去向叔父抱怨:“天壤之间乃有王郎”意思是，天地之间居然有我丈夫这样的人。中国古代，丈夫是天，是不可以随便说丈夫坏话的。
孔子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嵇康做的《难自然好学论》却说，人是并不好学的，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，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，所以现在人之好学，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。
刘伶作《酒德颂》说：“俯观万物，扰扰焉，如江汉之载浮萍；二豪侍侧焉，如蜾蠃之与螟蛉。”刘伶的思想已到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地步。
刘伶病酒，渴甚，从妇求酒。妇捐酒毁器，涕泣谏曰：“君饮太过，非摄生之道，必宜断之！”伶曰：“甚善。我不能自禁，唯当祝鬼神，自誓断之耳！便可具酒肉。”妇曰：“敬闻命。”供酒肉于神前，请伶祝誓。伶跪而祝曰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酲。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。”便引酒进肉，隗然已醉矣。
有一次有客见他，他不穿衣服。人责问他；他答道：天地是我的房屋，房屋就是我的衣服，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？
至于阮籍，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，阮籍在《大人先生传》里有说：“天地解兮六合开，星辰陨兮日月颓，我腾而上将何怀？”
鲁迅指出，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，都是无意义，一切都不要，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，神仙也不足信，既然一切都是虚无，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。
学者蒋凡在《蒋凡讲世说新语》一书中言：具有“自觉”精神的士人，不管他事业的成败与否，当时人大多视之为“英雄”。这些“英雄”，自然也成了《世说新语》的主角。他们身上可能有许多人性的弱点或缺陷，但只要他们是当时人性“自觉”的带头人，那么当时人们就仍然把他们当作“英雄”来看，津津乐道，而不问其成败。这和今天我们的认识是有较大不同的。比如王敦，他率师攻京师，敢把晋元帝拉下马，后人视为篡逆大奸。但他却成了《世说新语》的当然主角，东晋中期的大司马桓温，经过王敦墓时，就赞美王敦为“可人”——可爱的人。
那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，并且自我意识觉醒被称颂，被效仿。
二、生存环境使然
阮籍嵇康的饮酒任诞，最主要是因为生存环境导致的。是高压之下的思想反弹，是一种无奈中的精神自我解放。
鲁迅说：司马氏已想篡位，而阮籍名声很大，所以他讲话就极难，只好多饮酒，少讲话，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，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。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，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，没有提出的机会，就可以知道了。
阮籍都到了从不臧否人物的地步，世道已经让他活得多么憋屈了。
宗白华《论（世说新语）和晋人的美》中说：“从中国过去一个同样混乱、同样黑暗的时代中，了解人们如何追求光明，追寻美，以救济和建立他们的精神生活，化苦闷而为创造，培养壮阔的精神人格。”
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很苦闷的，他们饮酒只是寻求精神的释放，有时，还是为了装疯卖傻。
鲁迅说：凡人们的言论，思想，行为，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，就愿意天下的别人，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。但嵇康阮籍不这样，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。竹林七贤中有阮咸，是阮籍的侄子，一样的饮酒。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，阮籍却道不必加入，吾家已有阿咸在，够了。嵇康在《家诫》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。说长官处不可常去，亦不可住宿；官长送人们出来时，你不要在后面，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，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。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，你可立刻走开，免得在旁批评，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，不批评则不像样，——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，不免受一方见怪。还有人要你饮酒，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，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。
可见，他们并不愿意教孩子任诞。
任诞，在他们那里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病态的产物，不得以而为之罢了。
三、跟吃药有点关系
鲁迅将那一代人的很多行为归结于吃药。
吃什么药呢？五石散。
鲁迅说：“五石散”是一种毒药，是何晏吃开头的。汉时，大家还不敢吃，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，便吃开头了。五石散的基本，大概是五样药：石钟乳，石硫黄，白石英，紫石英，赤石脂；另外还配点别样的药。
吃了散之后，衣服要脱掉，用冷水浇身；吃冷东西；饮热酒。：因皮肤易破，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，衣服便不能常洗。因不洗，便多虱。所以在文章上，虱子的地位很高，“扪虱而谈”，当时竟传为美事。又因“散发”之时，不能肚饿，所以吃冷物。而且要赶快吃，不论时候，一日数次也不可定。但在吃药之后，为生命计，不能管得许多，只好大嚼，所以就变成“居丧无礼”了。
阮籍遭母丧，在晋文王坐进酒肉。司隶何曾亦在坐，曰：“明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阮籍以重丧，显于公坐饮酒食肉，宜流之海外，以正风教。”文王曰：“嗣宗毁顿如此，君不能共忧之，何谓？且有疾而饮酒食肉，固丧礼也！”籍饮啖不辍，神色自若。
居丧之际，饮酒食肉，由阔人名流倡之，万民皆从之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。
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一文中言：“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，高傲，发狂，性暴如火的，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。比方有苍蝇扰他，竟至拔剑追赶；就是说话，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，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。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，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。”
四、后来就东施效颦了
蒋凡说：阮籍等的任诞，有其不得已的积极的一面，也可称是一种扭曲智慧的生命之光。但王澄等后学则不然，其任诞不是时代的抗争，而是纵欲的生活享受，这种任诞作达，居然咸了一种流行病，人人仿效，而不问其环境和条件。
温峤官位还不高时，经常和扬州淮中一带的商人赌博，而且常常赌输。有次输得很惨，赌完回不了家。他和庾亮关系很好，便站在船上大声喊庾亮：“卿可赎我！”庾亮立刻送去赎金，温峤才得以脱身。像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。温峤喜欢说放纵傲慢的话，卞壶以礼仪法度自居。有一次在庾亮那里，两个人互相辩驳批评，温峤说话粗俗不堪，庾亮慢悠悠地说：“太真（温峤）整天没有一句庸俗的话。”就这样一个赌徒，庾亮怎么还能说他整天没有一句庸俗的话呢？估计是庾亮觉得他的话糙但理不糙。《晋书》里说他“有识量，博学能属文”。
而后来东施效颦者，只会任达纵酒，竟不会写文章了。
他们离原先的任诞，已很远了，只是学些皮毛，冒充时髦，装装前卫罢了。
